如何解开塑料污染“死结”？

—限塑令：越限越多—

200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次年5月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这两项专项文件被称为限塑令。

旧版限塑令施行期间，河北、吉林、湖北等地开展了一系列限塑、禁塑相关宣传，提倡人们多用菜篮子、布袋等环保产品，少用、不用塑料袋，对生产和使用不合格塑料制品者给予了相应惩戒。然而，调查发现，旧限塑令对市场的影响非常有限，市场监管力度也稍显不足。

“中国有这么多的商店、农贸市场、餐饮店、流动摊贩等，环境监管部门要想对塑料袋使用实施有效监管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更何况，一些经营者为了招揽顾客，屡屡玩猫捉老鼠的把戏，明着使用收费塑料袋应付检查，暗地里却免费提供不合格塑料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贸易谈判学院讲师杨立民撰文称，集贸市场等场所存在执法监管不能的问题。

“政府部门的责任规定不清，例如环保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农业农村部门、住建部门等在塑料垃圾管理的职责没有清楚的划分，导致监管责任难以落实。”邓义祥认为，过去相关规定过于抽象，多为原则性的规定，对违反规定的行为惩罚措施较少，不易在实际中执行。

此外，塑料袋替代品吸引力不足也是旧限塑令难以取得重大突破的原因之一。相比塑料袋，无纺布等材质环保袋的优势始终没有体现出来，不仅价格更贵，携带也不方便。因此，禁止超薄塑料购物袋的政策目标没有实现，有偿使用塑料袋的抑制办法也出现了走样。

在不少媒体的报道中，在初期，超市商场等塑料袋使用量确实出现锐减，但过了一段时间，当消费者对两三毛钱的“收费杠杆”渐渐麻木之后，塑料袋的使用量又开始大量反弹。“限塑令”成为现实的“卖塑令”，商场通过销售获得了可观收益，成为获益方。治理成本转嫁给环境，却没有促进塑料袋绿色生产、销售和回收体系的建立。

据央视财经报道，旧版限塑令执行的八年中，全国主要商品零售场所使用的塑料购物袋，共节约了700亿个左右，平均计算下来每年节约87.5亿个。但是，仅2015年，全国快递行业消耗塑料袋约147亿个，国内三大外卖平台一年至少消耗73亿个塑料包装，增量远超减量。

— 新时代新问题 —

随着居民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塑料垃圾的战场已经逐渐转移到互联网，电商、快递和外卖行业成为了主战场。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2019年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35.2亿件，日均快件处理量超1.7亿件。在快递包装材料中，塑料类包装材料使用85.18万吨，占快递包装材料总重量近百分之十，但塑料用品回收难度远超纸质类。

相比快递，外卖领域的监管难度更大。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监测平台Trustdata发布的数据显示，预计2019年中国外卖行业交易额将达到6035亿元，同比增长三成，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同时带来的是海量塑料垃圾。

目前，国家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电商平台不能强制商家使用何种包装制品，也无权通过协议的方式强制推动使用环保塑料制品。

这也意味着，电商平台和外卖平台，既缺乏约束入驻商家的手段，自身也缺乏约束的动力。快递外卖等新型产业难度在于，政策制定者处于两难之间：是鼓励企业提出解决方案，还是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如果采取强制措施，又会担心影响产业发展。

数据不透明，也是治理的困扰之一。对于外卖带来的塑料消耗问题，美团与饿了么等平台都分别制定了环保计划。不过，没有任何一家平台详细公布过塑料包装的使用数量和减量情况。

绿色和平塑料项目主任唐大旻表示：“餐饮包装用量是商业机密，商户不愿提供给平台。但是，没有具体消耗数据，政府就很难做出科学决策，行业首先需要建立一个数据统计体系。”

—源头和终端是短板—

塑料袋的问题是用完就被扔掉，没有被当作资源性产品回收使用，生命周期非常短。现在的塑料产品基本是一次性使用，没有考虑到可回收性，回收渠道不健全，回收效率和价值比较低。塑料产品用完后，会采取丢弃或者掩埋的方式处理，对环境造成危害。

“与之前相比，新限塑令的进步在于，着眼于整体塑料循环产业链的构建。提出了构建塑料回收管理体系和步骤，从不同的层面上发力，比如规范企业的生产，健全垃圾回收体系等。配套的监管、政策和科技研发方面也有了比较全面的框架和体系规划。

塑料新政属于指导性的意见，各地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应政策。蒋南青建议，要落实生产者责任制，“生产企业要负责塑料的弃置、报废，不能只让回收企业掏钱去做。”她举例，欧盟为再生资源建立了独立回收体系，体系的运营费用由生产商和市政一起承担，生产者不仅包括可口可乐、雀巢这样的品牌商，也包括塑料产业上游的化工企业。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经过了旧版限塑令的12年曲折探路，落实新限塑令和减少塑料袋的使用，不能再重复完全依靠消费者“自觉”或超市“有偿使用”的简单治理思维。缺少相关制度配套，单纯依赖采取“经济杠杆”进行调控，而不打通限塑链条的全部环节，永远解不开越限越多的死结。

蒋建国认为，塑料垃圾治理还要从源头控制，先理顺哪些企业在生产超薄塑料袋，是正规企业还是小作坊，“像以前整治地条钢一样，只有把非法地条钢生产企业抓住，才可以切断流通渠道。”

可替代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案，甚至有人担心，会出现用一种塑料污染替代另一种塑料污染的局面。作为可降解塑料制品生产商，刘伟认为，不管什么替代品，都不是真正环保，都有碳排放，“减量才是真正的环保，我们非常坚信这个理念。”